社会民主主义的真谛

-在中国社会民主党“三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各位社民党同仁，各位来宾朋友：

今天我们大家聚集在这里举行中国社会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盛况令人振奋。它标志着2000年11月成立至今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不断地在成长壮大。我谨向各位远道而来，百忙中抽空而来的嘉宾和同仁表示衷心的欢迎和感谢！

大会安排我有两个讲话，这两篇讲话各有侧重，前一个主要谈思想理念，弄清一些关键的观点。后一个主要谈实际工作。总结这几年来的工作有哪些成果哪些失误。我力求把这两个发言讲好。毕竟它是我在社民党讲坛上作最后的发言了。

社会民主主义的精髓或者真谛是什么呢？提到这个问题，有人就会很自然地说：“社会民主主义的精髓不就是和平过渡，和平演变吗？”我们社民党成立之初就有人说，看吧：如果共产党对海外民运进行招安，第一个受招安的就是社民党。星移斗转，十二年过去了，事实说明社民党没有被招安。海外许多较有影响的民运人士都有被中共人员请去交流的经历，而我没有。原因是我顽固不化还是不够格？我想也许是兼而有之吧。从2004到2007四年中，有位名叫唐宇华的人士到我主持的三个工地来过。他向我递上名片就不迭地说：“你就是刘国凯先生啊？久闻大名啊！你好忙啊！有机会请你吃饭啊！……”我也跟他打哈哈。他眼睛四处遛遛没多会儿就走了。第二次，第三次来也是讲那么几句程式话就溜之乎也。此事过后我没有放在心上。只是去年网上有说他是中共派驻海外的大特务。我方如梦初醒。如果他是中共特务，而又丝毫没有跟我作任何政治内容的谈话，那么中共特工部门就是派他来只是查看一下刘国凯是否真的在建房子而已。可见我在中共招安名单上是排不上号的，这点可以“盖棺定论”了。另一方面，我的中国护照被吊销，在拒绝入境的黑名单倒是排上了号的。

我们只是把和平演变作为一种策略，我们早已说明我们不排斥任何可以争取到民主的途径和方式包括民众武装抗暴。可为什么社民党总是被打上和平演变和平过渡的标签呢？我分析，之所以有人总认定社民党特别热衷和平演变，是因为他们不知不觉之中接受了共产党的话语体系。先是列宁斯大林的苏共指斥欧洲的社民党搞和平演变，后来的中共则连苏共和欧洲共产党社民党都指斥为搞和平演变。于是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也被按名字归类属于专搞和平演变的，最孜孜以求招安的了。这不能不是一个特大的误会。

翻翻历史，可知社会民主主义者是很有战斗的胆色和魄力的。他们勇敢地参加了巴黎公社革命运动。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中，有布朗基主义者，有新雅各宾派，也有普鲁东主义者和路易勃朗主义者，还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者。巴黎公社惨烈的硝烟散去后八年，资产阶级政府就主动与工人阶级和解。取消通缉令，允许工人阶级政党公开活动，开放各级选举。于是1879年法国工人党成立（这就是法国社会党的前身）并投入了选战。1893年法国工人党的领导人盖得当选国会议员，另一位领导人拉法格（马克思的女婿）当选为市议员。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成了工人武装斗争的最后一枪。19世纪80年代法国的快速政治民主化不但推动了欧洲大陆各国的政治民主化，也促进了最为保守的英国。1688年所谓的“光荣革命”后，英国其实远远还谈不上完善的民主制。因为一千多万人口中只有十几万人有选举权。到1832年（此时已是“光荣革命”后一个半世纪）国会实行选举改革，放松选举权的财产等限制，使选民从22万提高到67万。当时英国有1400万人口，只有67万人拥有选举权，这意味着英国工人阶级仍然被整体排除在选举机制之外，为了争取普选权，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发动了三次宪章运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控制的政府既不镇压也不应允。拖了三十五年，英国政府才再搞一次选举改革，再次放松财产限制，使选民人数提高到250万，但仍然远未达到普选标准。直到19世纪80年代普选制的浪潮席卷欧洲大陆，英国政府才不得不在1884年进行第三次选举制度改革，这一次才基本实现了成年男子的普选权，选民增加为500多万。（妇女选举权是20世纪初年的事情）

这些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和平演变和平过渡不是祈求得来的，是用力量争取得来的。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法国巴黎公社革命的激烈抗争，整个欧洲普选权的日程将会延宕不知多久。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既然党禁已经开放，普选权已经真实实行，那还有什么必要去搞武装革命？19世纪80年代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普遍成立，他们都认为通过争取选票可以得到工人阶级需要的东西，社会可以和平演变到更好的形态。连恩格斯也认为街垒斗争已经过时了，不需要了。在这种情况下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指斥欧洲各社民党的和平演变和平过渡是修正主义，无非是为列宁党用暴力颠覆俄国二月民主政权制造借口罢了。

既然和平演变和平过渡只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并非真谛，那么真谛是什么呢？是对社会劳工阶层，社会弱势群体的特别关注。

当今社会乃至目力可及的将来都存在阶级，阶级关系应该怎样处置？社会民主党不主张搞阶级斗争，而主张搞阶级调和。不过，搞阶级调和必须先有个平台，这个平台就是民主体制。换言之阶级调和必须以民主政治为基础。没有民主，阶级之间就会出现敌意斗争乃至仇杀。社会民主主义有时又称民主社会主义。甚至可以说，后者更为准确精确。因为必须首先实现民主政治，开放党禁报禁，完善选举制度，确保人权的所有项目等等，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调节社会各个阶级的利益。社会主义的真谛就是人格上的互相尊敬关怀和经济利益尽可能的公平公正。（在此顺便说一句，中国共产党说他们搞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就把共产党那种充满钱权交易的伪社会主义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用“特色”一词区分开了。）单纯的民主主义难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单纯的民主主义与放任型市场经济挂钩，而社会实践早已证明，放任型市场经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的成果不按劳动力的付出量分配，必然会造成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尤其在金融资本成气候后，钱就可以赚钱，而且可以赚大钱。社会苦乐不均贫富悬殊阶级间的嫉恨由此而生。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取缔市场经济吗？不行！那样意味著民主的倒退。搞打土豪分田地吃大户吗？更不行，岂止不行，那根本是刑事犯罪。然而，不取缔市场经济并不等于放任自流。不取缔但可调节。这就是中山先生早就说过的“节制资本，保障民生”。“节制资本”，由谁节制和怎样节制呢？答案是由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去进行节制。如果社会尚处于专制政治阶段，谈“节制资本”是没有意义的。就像当今中国大陆，谈“节制资本”没有意义。共产党一党垄断了社会公权力，在这个根本格局不变的情况，什么“大部制改革”，什么“放权”，什么“国退民进”全是欺人之谈或新瓶装旧酒。在党禁森严，人民根本不能通过自由选举把自己信任的人送进市政厅议会厅的情况下谈何去“节制”共产党的权贵资本主义？

于是，这就谈到在当今中国，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社会民主主义对中国民众有着巨大的的号召力发动力。因为光是对民众宣传民主的普世原则是不够的。社会底层的劳工群众很自然地要问民主普世原则跟我有什么具体的关系？民主普世原则是否只是衣食无忧的文人学者和专业人士的奢侈品？在民众疑惑的同时，共产党的辩护士们也正在大力贬低欧美国家的民主制度。说那几年一度的选举“只不过是一场场嘉年华会，热闹一番。”“这一瓶是可乐，那一瓶也是可乐，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要告诉人民：“可乐”不同于“污水”。如果说民主是“可乐”，那么专制就是“污水”。我们首先要争取到“可乐”，摈弃“污水”。因为“污水”不能饮用。同时我们还要告诉民众，有一种“可乐”是实行放任式市场经济，另一种“可乐”是实行政府调节式市场经济。我们社民党人在进行实现民主斗争的时候，就要同时声明我们不单纯争取民主普世原则，而是在普世原则的基础上实行民主政府对市场经济做积极的适当的干预，以维护社会劳工群众，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努力做到社会公正公义公道。中山先生要把“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就是这个道理。这样，我们社会民主党发动群众就有比只谈“普世原则”有更大的感召力。我们不但可以最大限度地发动民众去推到专制主义高墙，而且可以为推到高墙后走向执政打下基础。查看当今欧美各民主国家，都有利益向社会上层倾斜的民主政党，如美国共和党，英国保守党；也有利益向中下阶层倾斜的民主政党，如英国工党，美国民主党。专制高墙被推到后，执政权在同为“可乐”的民主政党中“对决”是必然的事情。

至于民主政府对市场经济怎样进行调解和干预，限于会议安排给我的时间，就不能深谈了。只说一句，具体措施（税收杠杆，政府仲裁，政府条例等等）都是要因社会各种具体因素而定的，并非一成不变。还有，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较量。欧美民主国家的两党其实都有趋同的迹象。但社会的进步发展需要两党政治的模式，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回到我们中国民主志士面对的首要问题，是终结垄断社会公权力的中共政权。在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架构中，无论它拥有多少杰出人才，也无论它拥有一些开明洁身自好之士，都不能改变垄断社会公权力必然造成大面积的持续性的无可遏制的腐败，而腐败必然造成底层民众的困苦。为了推翻压在民众身上的大山，必须要进行社会变革。在这场变革乃至革命中，社会民主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是同一营垒中的友军，要暂时放下对市场经济的歧见，那还摆不到我们的讨论桌上，民主制度下的那种“对决”还是很遥远的事情。今天重要的是我们相互之间的全力支持和全力互相打气鼓舞。只是，作为中国社会民主党人任何时候在理念上都要洞悉都不要忘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真谛。

谢谢大家！

刘国凯

2013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