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究竟能作哪些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工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存在。因为一个党如果没有具体的行为动作，那即使它的党纲写得再漂亮也只是一个没有政治能量的纸上组织，那么，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究竟该怎么作呢？我提供三点粗浅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真正有质量的武装革命已无发生和成功的可能

推动中国民主进程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当然是向中共专制政权施予最足够的正面压力，迫使它不得不放弃一党专政的特权。这“足够的正面压力”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它首先会是意味着人民群众的武装起义。换言之，在人民革命枪杆子的威力下，中共专政政权丢盔弃甲土崩瓦解。这种情况乍看之下确实是乾脆利落、大快人心。可是，这里有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中国社会民主党的理念不主张不推崇这种方式。中国社会民主党当然认为人民群众有自卫的权利。即民众在以和平方式表达民主诉求却遭到专政政权的血腥镇压时，有权实行武装自卫和反击。而这种观念又同时表明着中国社会民主党不主张民众首先诉诸武力。甚至还表明着，主张在民主斗争中民众应该首先着眼于暴力革命、武装斗争的民运朋友会不考虑加入到中国社会民主党中来。就我个人而言，除了上述理念方面的考量外，还考虑到许多实际问题。

1、从纯军事角度着眼，民众的武装起义没有成功的可能。如果说早在十九世纪末恩格斯就从政府军拥有的优势兵器和凭借发达、交通工具而具备的迅速结集能力，论证了当时德国工人阶级不能走“街垒巷战”的老路的话。那遑论当今之中国！

2、从组织工作着眼，民众的武装起义若要具有一定的政治质量和成功的希望，那么在起义之前必须有成熟的地下组织(最好是有强大力量的政党)在相当规模上做周密的组织发动准备工作。否则，永远只是幻想。

3、不能指望中共军队举行“武昌起义”。有些民运朋友认为某些中共军队可能举义，并援引“武昌起义”为例。但他们却忘了在当时武汉的一万几千名满清新军中，半数已加入秘密革命团体。忽略了辛亥革命有民主革命的成份更有反满民族革命的成份。(如起义前夕，武汉三镇遍传“杀鞑”耳语)。低估了当今中共仍具有当年腐朽满清政府无可比拟的对军队的强大控制力。

4、我也曾非常寄希望于人民武装革命。但那是在七十年代中期。由于中共最高层分裂成势不两立的老官僚集团和江张集团。我预期这两个集团将发生的激烈火并从而使中共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力大大削弱，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混战中，民众的武装革命有可能取得各式各样的存在形式和空间。然而，随着江张集团在1976年十月事变中迅速彻底倾覆。中共最高层中再也没有势如水火的派别斗争，这就使人民武装革命失去了最起码的前提。

5、有朋友以当前全国各地此起彼伏民众抗议行动为据，推断全国已乾柴遍布，民众武装革命将以星星之火迅速燎原的形式展现。这是带有主观想象的臆测。这些朋友忽略了，那每年数以万计乃至十万计的民众抗议行动不但与武装革命相差十万八千里，甚至连政治诉求都没有提出。在得到一点经济补偿后(有时连经济补偿也没得到)，抗议队伍即行散去。武装革命是要死人、甚至大规模死人的。中国汉民族“好死不如赖活”的主流性格，使其若非陷入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的地步，是不会大规模地拿起刀枪去与官府决斗的。

6、有朋友为当今全国各地轰声不绝的自制炸弹爆炸声所鼓舞，以为民众武装革命有望。殊不知这些个人行动不但与群体性的革命大相径庭，而且有可能会流入个人恐怖行为，实大不足称道。

7、当今的中国民众大不同于七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民众。那时中国民众的思想觉悟从林彪事件的中得到很大的启发和升华。那时的中国民众是政治人群，现今的中国民众是经济人群。那时最有活力的三十岁上下的青年人由文革时期(1966–1969年的三年文革)的青少年组成。他们普遍仍怀有政治理想而且已经受过武装行动的锻炼。看看今天的社会构成吧。曾在青年时期拿着低工资而今五十岁上下的中年下岗工人抗争的是下岗费、退休金。当今的青年人再也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因工龄短而拿低工资，他们可凭借文凭或体力取得比父辈优胜得多的收入。政治理想对于他们多数人来说业已泯灭。赚钱享受才是他们生活的动力。以这样的民众素质而设想发动高质量的成功的人民武装革命，那真是小房子里的幻想家。

我以上七点的分析似乎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就是我完全否定了中国发生武装斗争的可能。其实并非如此。我认为在中共顽固派坚拒政治改革，中共吏治高度腐败，社会贫富极度分化的国情下，出于某些我们目前尚难以预测的原因，中共政权会突然崩塌，那时中国确有可能陷入一片武装行动之中。这尽管责任在中共，但也不是我们希望和乐见的。因为在这些武装行动中既可能有正义的人民武装革命，也可能有挟私泄愤的暴力行动甚至完全负面的肆虐狂潮。

朋友们应该注意到，目前中国的某些民众斗争已有走入斜途的端倪。他们抗争的矛头所指，并不是中共专制主义，而是某些具体法规。而这些法规有的基本上是正确的–不要否定专制政权也会制定出一些基本正确的法规–这种情况有理由使人担心，如果中国不能有序地实行民主转型，就可能发生一场灾难。即使灾难之后有光明也不值得欣喜，因为这光明得来的代价太大。

 

二、群众大规模的街头政治抗争是最合适最有力的扛干—但我们目前还不具备拨动这杠杆的力量。

中共顽固派绝不愿实行政治改革。中共开明人士在顽固派的强大压力下也不敢有所动作。只有在广大群众如火如荼的民主斗争的基础上，中共开明人士才敢于结集成派并破土而出。这个“基础”我们可以具体解释为在全国许多大中城市都同时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罢课，强烈要求中共立即实行政治改革。开放报禁党禁，全面实行民选各级行政长官等等。这才是向中共专制政权实施可行的“足够的正面压力”。在如此宏大而又理性的群众运动面前中共顽固派不敢下令开枪镇压。即使下令，军警也将不执行。中共改革派凭借着人民民主的力量逼退顽固派，并且不得不在人民民主力量的推动下继续前进。中国的民主转型会在短期内取得突破性发展和成果。可以说，这是中国民主转型最好的途经和形式。可是，这种理性能量巨大的群众民主运动当今会发生吗？换言之，当今所有的民主政党民运团体，包括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在内，有力量去发动这样的群众运动吗？答案是否定的。现今我们根本没有拨动这个杠杆的力量。

 

三、中国社会民主党目前应做的是积蓄拨动杠杆的力量和激励中共开明人士

中国今后的变迁有三种可能。

1、如前所述，中共政权突然崩塌，国家陷入大动荡。在经过一场创巨痛深后，换来代价极高的民主转型。显然，这不是中国社会民主党所愿所想。

2、中共的一党专政可以长时间地苟延残喘。中国社会在极缓慢地蜗步爬行。在此过程中下层民众将受很多苦。或许还要经过30年、5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中国的民主晨曦才会姗姗初露。这种情况也显然也不是我们所愿。

我们这一代从文革初期投身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民众斗争算起，已与中共专制主义斗争了三十多年。从一个青少年变成了五十多岁的半老头。我们多么希望我们有生之年能看到民主的阳光照遍中国的万水千山条条村落。我们怎能消极等待下去，以至有可能终怀深憾离开人间？

3、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早日发生，中共改革派较早敢于动作，一场上下结合的强大力量促使中国民主转型平稳而迅速地实现。

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人应该把着眼点、努力方向放在第3点上。我们通过各种方法途经在中国各阶层民众中宣传社会民主主义理念。使之了解到社会民主主义将会给他们争取到更多的应有权益，使之明白，一个人不但要有经济性，还应有政治性。因为只有充份的政治权利才能保障其应有的经济利益。我们应该积极地稳妥地在全国各地各阶层民众中发展中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当组织发展得足够强大，当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已深入人心之时，我们就具有了拨动杠杆的力量。一旦时机到来，我们就可投入行动。

由于中国社会民主党设想的政治改革是上下结合的，故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对中共顽固派时时施以抨击，对中共开明人士予以激励。具体方法途经可以是散发公开的敦促书向中共喊话，和派同志闯关回国，代表组织向中共递交敦促书等等。

刘国凯

2002年5月20日